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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研探索

融資擔保,一個悲哀的行業!值得供應鏈金融行業思考!

時間:2019-02-28  來源:新流財經  

擔保行業曾被視為創新的典范,受到過政策的推動,巔峰時聚集了近9000家企業。但是,過速的擴張和叢生的亂象也將這個行業帶向了崩潰的邊緣。 

 

這是一個頗具“中國特色”的行業,曾被視為創新的典范,也受到過政策的推動,巔峰時更聚集了近9000家企業。而最近十年,它更是大起大落,歷經了野蠻生長、風險暴露、行業洗牌、監管肅整、增長停滯、業務重塑……

 

是不是有些眼熟?不過,我今天要說的不是P2P ,而是早于它十多年出現的融資擔保。

 

這個誕生于26年前的創新金融工具是當時破局中小微企業融資難題的一次大膽嘗試,也是民間金融陽光化的一次積極探索。

 

作為創新的產物,融資擔保行業從商業模式到行業監管都難有可借鑒和效仿的對象,所以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這個行業都是處于一邊發展、一邊調整的狀態。

 

既有政策的引導,又有市場的需求。在經歷過初期的商業化探索和演進之后,趁著推動民營經濟發展,解決中小微融資難的“東風”,擔保行業也進入到發展的“快車道”。

 

2011年末時,全國融資性擔保公司數量達到一個巔峰,8402家。這還不算非融資性擔保公司,和打著擔保公司旗號做著違法違規業務的投資擔保公司。那段時期,各個城市最好的寫字樓里基本都有幾家XXX“擔保”公司。

 

但同時,過速的擴張和叢生的亂象也將這個行業帶向了崩潰的邊緣。 

 

從2012年開始,擔保行業進入了持續數年的清理和肅整階段。一方面,企業因為難以持續經營,主動退出行業或進行轉型;另一方面,監管通過暫緩新增和重新準入,加速“凈化”行業。

 

如今,融資性擔保公司的數量已經從巔峰期的接近9000家降至6000多家。

 

回頭來看,融資擔保行業(主要是非政策型擔保機構)這些年的演進軌跡,與P2P和小貸行業有著驚人的相似。某種程度上,它們所遭遇的波瀾曲折,也是“草根”金融的命運寫照。

 

我所困惑的是,無論是P2P、小貸還是擔保,它們作為主流金融體系的補充,為何總是逃避不出這樣的歷史循環呢?

 

破局小微

 

1993年,一家名為中國經濟技術投資擔保公司(中國投資擔保有限公司的前身)應運而生。這個被國務院特例特批的公司是中國第一家全國性擔保公司,由此也開啟了一個頗具中國特色的行業——擔保行業。

 

起步初期的擔保公司主要服務于高新技術成果的轉化,但到90年代中后期,中國民營經濟大潮萌動,中小微企業開始如雨后春筍般涌現。為了推動其發展、破局融資難題,擔保公司的角色開始發生變化。 

 

根據人民銀行1998年頒布的《中小企業融資管理辦法》,在貸款企業沒有足額抵押物的情況下,必須通過第三方提供擔保,銀行才能向貸款企業發放貸款。擔保公司就此迎來了一個發展的重要契機,產品日益多元化、公司數量也迅速增長。

 

根據2008年底的統計數據顯示,當年全國已有擔保機構4247家,擔保余額7221億元,擔保機構數量為2000年的20倍,累計服務企業90.7萬戶,累計擔保額約1.75萬億。

 

因為角色特殊,擔保公司的主管部門曾輪換過多次。從最早的央行、到財政部、經貿委,再到發改委、工信部等先后在不同時間段里牽頭起草相關文件,主導推動該行業的發展。

 

直到2009年,國務院印發《關于進一步明確融資性擔保業務監管職責的通知》,決定由原銀監會牽頭,發改委、工信部、財政部、商務部、人民銀行、工商總局、國務院法制辦聯合組建融資性擔保業務部級聯席會,擔保業的主管部門就此落定。

 

帶著特殊使命而來、在政策的保駕護航下成長,擔保公司的“前半生”也算順風順水。

 

經過十多年的發展,擔保行業演變出了融資性擔保公司(2010年“3號令”后正式發放牌照,受前述“部級聯席會”管理)和非融資性擔保公司兩大類。其中,前者需要在地方監管部門注冊登記并取得行政許可,而后者則尚未實行準入管理。

 

從業務上來看,融資擔保又包括銀行融資擔保和非銀行融資擔保;非融資擔保主要包括工程履約擔保和訴訟保全擔保等。從公司屬性來看又分為政策性擔保公司和民營擔保公司。

 

擔保公司的角色和定位主要在于為中小微企業的融資提供增信、保障、杠桿、分攤風險等。但因不同的公司性質和業務類型導致行業內的分化較大,再加上還有一部分非融資性擔保公司未納入準入管理,這都為后來的行業亂象埋下了伏筆。

 

模式之困

 

在擔保行業里,融資性擔保公司占據了絕對主要的市場份額,而在融資性擔保公司中又以銀行貸款擔保為主。其商業模式并不復雜:一端對接中小微企業,一端對接銀行,通過為借款方增信助其獲得銀行資金,并從中收取1%-3%的擔保費。

 

但在實際操作中,融資性擔保公司的商業模式卻存在極大的硬傷,因為它們只收取少許的服務費,但卻要承擔100%的風險。一旦借款方違約,它們將第一時間為其代償給銀行。所以,擔保公司也素有“保一賠百”的特點。

 

這什么概念呢?以一家注冊資本金3億元的擔保公司為例,如果按服務費的上限3%來算,這家公司年營收為900萬。如果按5倍杠桿來算,營收4500萬,刨去經營成本和代償,利潤往往所剩無幾。

 

而事實上,絕大多數的融資性擔保公司很難做到5倍杠桿,更別提政策允許的杠桿率上限10倍了,這一方面有自身能力的問題,另一方面在于授信額度握在銀行手中,一般非政策性擔保公司連獲得銀行授信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來自官方的數據顯示,在擔保行業發展的巔峰時期——2011年,全國融資性擔保機構的平均放大倍數為2.1倍。

 

根據擔保業內通行的說法,一家融資性擔保機構的放大倍數要到3~5倍才能達到收支平衡點,基本保證盈利。這也意味著,如果單憑擔保業務,大部分融資性擔保機構都處于虧損狀態,如果再多來幾筆代償便更難經營下去了。

 

商業模式遭遇瓶頸,這也成為了部分融資性擔保公司“異化”的根源。同時,由于非融資性擔保公司無需準入申請,于是市場上出現了越來越多打著投資擔保公司旗號,但卻與擔保業務毫無關系的公司。

 

截至2011年末,全國融資性擔保公司已經增至8402家,同比增長39.3%。其中,國有控股1568家,民營及外資控股6834家,而市面上各種“掛羊頭賣狗肉”的投資擔保公司就更多了。

 

尤其,在民營經濟發達,中小微企業扎堆的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市中心最好的寫字樓里幾乎都可見投資擔保公司的身影。只是,這其中的大多數公司已經距離傳統的擔保業務越來越遠,取而代之的是銷售各種投資理財產品。

 

銀監會數據顯示,2011年,全國融資性擔保行業資產總額9311億元,同比增長57.2%;凈資產總額7858億元,同比增長63.8%。在保余額總計19120億元,同比增長39.1%,其中融資性擔保16547億元。

 

回頭來看,這一年也成為了擔保行業發展的一個小巔峰,大量違規操作的擔保公司在經過了一段瘋狂滋長之后風險集聚直至爆發。 

 

擔保危局

 

還沒來得及體會走上巔峰的喜悅,擔保行業很快便遇到了行業危機。

 

這一年,受宏觀經濟波動,房產調控政策等因素影響,潛滋暗長多年的民間金融風險加速暴露。從北邊兒的鄂爾多斯,到民間借貸發達的溫州,再到中小微企業聚集的珠三角等地,無一幸免。

 

2012年2月,總部位于北京、廣州的中擔、華鼎、創富三家擔保公司先后爆發風險事件。事后發現,這三家在當地排名靠前的“領軍企業”一直違規操作,以投資理財為名改變了企業的貸款用途,最后資金鏈斷裂企業崩盤。

 

作為民營融資性擔保公司中的明星企業,這幾家公司連接出事成為了引爆擔保業危局的導火索之一。

 

與小貸公司不同,融資性擔保公司的杠桿率更高,且授信資金來自商業銀行。以中擔投資信用擔保(簡稱,中擔)為例,出事前,它的在保余額超過30億元,涉及近20家銀行和300多家企業。

 

事發不久,民營擔保機構的業務幾乎被商業銀行“一刀切”,全行業業務量急劇萎縮,行業危機開始加速蔓延。蠟燭兩頭燒,在銀擔合作業務收縮的同時,民間金融危機也加速暴露了一些中小微企業的貸款風險。

 

來自融資性擔保業務監管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的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末,全國擔保代償余額250億元,代償率飆升至1.3%。而2011年全國擔保機構代償率平均為0.42%,2010年僅為0.16%。

 

而在保余額方面,2012年末,全國融資性擔保行業在保余額21704億元,同比增加2584億元,增長13.5%,增速開始放緩。而在北京、廣東、浙江等擔保機構較多的地區,新增融資擔保額甚至首現負增長。

 

除了持牌的融資性擔保公司陷入發展的泥潭中,更大的風險則在大量“野生”擔保公司中集聚。到2012年末,隨著民間金融危機發酵,一大批違規經營的擔保公司轟然倒塌,還有不少經營不善的融資性擔保公司開始轉型或退出。

 

同一時期,一種新的業態開始萌芽、發展。

 

P2P這個“舶來品”在經過本土化的“變身”之后,形成了線上+線下的“中國模式”。這讓一大批苦無出路的民營擔保公司找到了新的突破口,而擔保公司的介入也讓初登舞臺的P2P們獲得了巨大的助力。

 

隨著P2P開啟“大躍進”式的發展,越來越多的擔保公司以不同方式參與其中:有些是以合作模式,為P2P平臺的資產提供擔保;有些則直接參與設立了P2P平臺,其中不乏一些國有擔保公司。

 

在現實操作中,擔保公司很難對P2P資產進行逐一盡調和風控,而P2P平臺其實也很難確保擔保公司的承保能力。但為了各自的需求,這種合作模式依然快速發展起來。

 

2015年,中國第二大擔保公司、河北最大的融資擔保公司——河北融投擔保集團有限公司(下稱河北融投)爆發代償危機。在破產之前,這家擔保公司與近50家金融機構和多家P2P平臺有著密切的業務合作,涉及500億擔保額。

 

盡管P2P并非引爆河北融投事件的導火索,但作為一家在全國排名靠前的國有擔保巨頭,它的轟然倒塌再一次拉響了融資性擔保行業的警報,監管進一步加強行業整頓,P2P+擔保的模式也瞬間熄火。

 

肅整行業

 

事實上,自2012年開始,擔保行業一直處于劇烈的震蕩和洗牌當中。

 

一方面,由于擔保公司在模式上存在硬傷本就難以實現商業可持續,除了少數國有的政策性擔保公司,相當大一部分民營擔保公司都難逃被洗牌出局的命運,行業加速自我凈化。

 

另一方面,各地監管部門和行業協會先后出臺相關整治規劃,除了暫緩新增,還將對現有融資擔保公司進行重新準入,一部分不合規、不達標的擔保公司在幾年間陸續通過移交、重組、變更、注銷等方式退出擔保行業。

 

根據中國融資擔保業協會的一份內部材料,中國融資擔保業規模從2013年開始增速明顯放緩。2014年,擔保行業新增代償415億元,年末代償余額達到661億元,同比增長59.3%;擔保代償率2.17%,為統計以來最高水平。

 

融資性擔保的在保余額在2014年之前呈現明顯上升趨勢,對社會融資規模的貢獻在12%-14%的水平。但2014年以來,受國家宏觀經濟下行,以及擔保業亂象整治的深入,擔保機構數量快速下降,融資擔保在保規模也相應收縮。

 

 

2011-2016年在保余額和融資性擔保在保余額

 

來自中國融資擔保業協會的數據顯示,2015-2017年,融資擔保機構數量連續三年下降,累計減少1044家,注冊資本10億元以上規模機構逐年增加,三年累計增加64家。

 

從亂象到規范、從動蕩到穩定,肅整之后的融資擔保行業呈現了幾個特點(或者說階段性結果):

 

1、行業兩極分化明顯。民營的融資性擔保公司(非國有控股)數量連續多年持續下降(其中,2015-2017年每年都保持了5%的下降幅度),而同時,政策性擔保公司(國有控股)數量和注冊資本金則持續上升。

 

2、注冊資本整體上移。截止2017年末,注冊資本10億以上的融資性擔保公司較上一年末增加了27家,1億-10億元的減少了264家,1億元以下的減少了213家。而注冊資本2000萬以下的機構則將全部退出市場。

 

3、成本抬升利潤收縮。盡管融資擔保行業的在保余額一直在穩定提升,但由于其特殊的定位和業務模式,擔保行業遲遲難以在商業化上有較大突破。2017年,全國融資擔保機構擔保業務綜合費率1.29%,其中,融資擔保業務費率1.47%。

 

2017年,全國融資性擔保機構凈利潤82.64億元,較上一年下降35.58%。擔保機構平均凈利潤122.56萬元,行業凈資產收益率0.7%,同比下降0.45個百分點。

 

重塑擔保

 

在完成了“洗牌”和“凈化”之后,監管再次出手,出臺了一系列政策開始重塑行業。

 

2017年10月1日,《融資擔保公司監督管理條例》正式實施,相比7年前的“3號令”,作為行政法規的《條例》立法層級更高,更為權威。同時還頒布了包括《融資擔保責任余額計量辦法》在內的四個配套制度。

 

《條例》中加大了擔保公司服務小微企業和“三農”的政策傾斜,比如,主要覆蓋該業務的擔保公司杠桿倍數上限可提高至15倍。此外,幾個配套制度也對融資擔保業務中做了進一步的規范和要求,例如對外投資的比例和范圍。

 

2019年2月14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有效發揮政府性融資擔保基金作用切實支持小微企業和“三農”發展的指導意見》(簡稱,6號文),其規定也如出一轍。

 

這些規定都旨在讓在擔保行業占絕對主導的政策性擔保公司重回聚焦支小支農主業、堅持保本微利運行的初衷,從費率到余額計量的方式上都對小微和三農業務給予了極大的傾斜。

 

但無形之間,這一系列規定也間接提高了整個融資性擔保行業在商業化道路上發展的難度。

 

一個可以參考的數據是,2017年全國融資性擔保公司的平均放大倍數為1.86倍。盡管這個數字已經較前一年有所上升,但對比政策給予融資性擔保公司平均10倍的杠桿倍數,實際上擔保業所撬動資金仍十分有限。

 

究其根源,一方面是能夠獲得銀行授信的融資擔保公司數量本就不多,另一方面也是源于擔保業務本身挑戰不小,盈利難且風險高,擔保公司缺少擴展業務規模的動力。

 

事實上近年來,除了少數帶有明確政策使命的國有擔保機構(這類機構不以盈利為目的),全國還有數千家國有或者非國有的擔保公司開始了各自在商業化轉型上的艱難探索。

 

一些公司逐步弱化了傳統的擔保業務,而將這種資質和能力轉為輔助功能,注入到評級、數據、信用等更容易商業化的業務當中。一些公司則通過與金融科技公司合作,試圖將自己積累的經驗放在更多的新場景和業務鏈中。 

 

但除了擔保模式本身的制約,長期以來,這種業態不在任何交易場景內,又缺少線上化的數據和專業性的人才,轉型并非易事。再加上,日益復雜的商業環境和資產風險也令擔保行業(主要是非國有的商業性擔保公司)的前景難言明朗。

 

回望這十年擔保行業的起起落落,重整的代價無疑是巨大的。而更令人扼腕的是,我們似乎總是無法避免類似的故事重復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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